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百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傻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查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
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查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查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查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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