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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工艺美学、绘画、音乐和园林建筑等传统艺术文化。中国美学史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到各种传统艺术门类。宗先生在此也提到了这点，他说:“学习中国美学史有特殊的优点与特殊的困难。优点是美学思想丰富，材料丰富，牵涉的方面多;困难是中国各门传统艺术都有各自独特的体系，相互之间影响甚至包含，因此它们在美感的特殊性方面有共通之处。有优点有困难学习起来就更有趣味。”在“先秦工艺美学和古代哲学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宗先生谈到了几个重要的中国美学思想问题。首先，宗先生通过“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两种美，谈到了艺术中的美和真、善的关系问题，并与工艺美术、诗歌、绘画紧密相连。“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最早见于南朝梁钟嵘《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1]“错彩镂金”本谓雕绘工丽，后用以形容诗文的词藻绚烂。[2]有关艺术的真、善、美由汉代的王充提出，对于艺术作品，他提出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艺术作品要真实，强调“真美”，认为“真”才能“美”。二是艺术作品要有用，这是“善”的要求。[1]艺术中的真、善、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此也昭示着真正的艺术人格，为中国美学史的深入探讨埋下伏笔。其次，宗先生通过中国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引出了中国艺术的“虚”与“实”问题，艺术作品本身的形象与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想象就是实与虚的关系，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虚实的结合。我们知道“意象”就是构成诗歌最基本的形象单元。“意象”之说是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第一次铸成此词，指在艺术构思活动中，外物形象和诗人的情意是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凭借外物形象驰骋想象，外物形象又在诗人的情意中孕育而成审美意象。[1]明代的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和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也先后提出“意象”之说。王廷相指出诗歌所以能动人，有“余味”，是在于审美意象的创造，审美意象乃是诗歌的本体。陆时雍指出:诗歌的意象是“情”与“景”的统一;创造诗歌意象应是随物感兴，即景自成。[1]“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意象境界才是中国画的高妙之处。如果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就成为一种创新的艺术创造手法。再次，通过《易经》的“贲卦”谈到自然、朴素之美是最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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