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禹锡四处联络时，广陵郡王李纯这段时间，却乖乖地继续呆在少阳院内，跟在侍读老师陆质后面学习《春秋左氏传》。
陆质其实就是前信州刺史陆淳，因其名当中的“淳”和李纯的“纯”谐音，为了避讳，便取了个近义字“质”。
左传自被汉代刘歆始发以来，便成为古文学的经典，王莽时代成为学官之学，并和代表“今文学”的《公羊传》、《谷梁传》展开激烈争斗，时兴时废，最终在后汉章帝时，为左传训解的贾逵、服虔在白虎观辩论，最终击败了今文学家李育，取得了古文学的胜利，随后左传又经郑玄、王肃、杜预等大师的注解诠释，遂达到大兴，古文学奠定了标杆地位，而公羊学、谷梁学几乎湮没不闻（公羊学真正复兴，可能要到晚清时代）。
到了唐朝，《左传》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其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并列为朝廷钦定的“五经”，由孔颖达为五经“正义”，至此孔子的春秋，几乎和左传混一，人们说读春秋，其实就是读左传，便是所谓的“弃经信传”。
故而，李纯学习左传，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今日，陆质对广陵郡王说的是，我唐因忽视经学而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道割据的问题。
李纯便问先生何出此言呢？
“高祖太宗时，尤重儒学，国子学兴盛，多令祭酒、博士时时讲论，四方儒士抱负经籍云会京师，各国酋长也多遣弟子至长安就学，鼓箧升筵者多达八千，儒学之盛，古昔未有也。学的是什么，都是兴国安邦的道理啊！”
“那而后又为何忽视呢？”
“皆是科举考试荼毒所致。”陆质毫不避讳，他的观点和当初要复兴国子学的宰相杨绾类似，或者代表大部分唐代经学家的想法，“经学追求的是奥境，是真理，是要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所谓开化本源、经邦致治是也。然而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考的又是什么？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武后以来更有诗赋词章等小艺充塞其中，所及第的人，全无实才，即便有，也是十中仅一。经学既废，思想平庸，明经进士甚至所有文人，只知用诗词歌颂盛世，浅薄无比，唯一有警醒的只有杜子美，记忆和背诵成为才位高下的标准，词汇和韵律成为博取声望的工具，每年及第之人，瞬间便能名闻天下，以致有学之人无不肩结钩党，私为盟毁，无所不至。而真正的礼法却濒临崩溃，全遭陵迟，原本君臣父子的纲常荡然无存，居安而不思危，故而礼乐崩坏，兵强马壮者迭起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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